反思灿烂和多元的时代──回顾大英博物馆明代大展“1400﹣1450：改变中国的50年”

郭婷 徐力恒

发表于《书城》2015年4月刊

由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与大英博物馆中国瓷器部负责人霍吉淑（Jessica Harrison-Hall）策划的大规模中国文物展“明代：改变中国的五十年”（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于2014年9月18日至2015年1月5日在大英博物馆举办。此次展览是继2007～2008年的“秦始皇：中国兵马俑”（The First Emperor: China’s Terracotta Army）以后，大英博物馆第二次举办以中国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在此之前的夏天，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已经从南京博物院借来展品，举办过“明代王朝：黄金帝国（Ming: The　Golden Empire）”展览，表明英国对明代艺术的兴趣正在持续燃烧。

同时，该大展也是柯律格教授主持的研究计划“明代的宫廷和联系，1400-1450年”（Ming: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的一部份 。展览开幕之时，博物馆同时举办同主题学术会议，堪称明史学界的盛事。那么，此次大展及相关讨论为何特别？为何策展者认为这段历史尤其值得关注？当前英国汉学界所认识的明代文化和过去有何不同？

这要从策展人柯律格教授的研究兴趣讲起。柯律格对物质文化别有研究，曾著有《雅债》（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1470-1559），研究文征明；更直接的著作包括《大‘明’帝国：明代中国的视觉和物质文化，1368-1644》(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1368-1644)，以及《明代的 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物品是历史最直观的应证和载体。它们本身未必能够直接讲述一个故事，或表达某种显著的信息；但物品能刺激人们反思，从而看到一些被忽视的联系。

在东、西方学界或大众认知中，对明朝的印象都较为修文和清雅，且集中在江南文化。此次策展人希望改变这些刻板印象，而将视线转向更辽阔的中原和北方。《泰晤士报》甚至评论说「这是一场粉碎陈见的展览」。这些地区的文化不像江南那样被文人主导，而深受朝廷分封于地方的宗室亲王影响。因此，此次展出的展品除了来自一些国立大馆（如首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 ）之外，也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地方馆藏，包括上海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山东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和四川博物院。另外，也包括中国境外的一些民族性收藏，譬如英国的纳赛尔‧哈利利私人伊斯兰艺术收藏（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等等。展览主要有五大主题， 包括宫廷、军事、艺术、信仰、贸易和外交。其中御用景泰蓝瓷坛（cloisonné jar）、金银嵌宝石兽面纹铁剑（presentation sword）、铜鎏金佛坐像（gilded bronze Buddha）、永乐龙泉青釉道教神龛（model shrine）、〈北京宫城图〉和宣德御制双龙戏珠黄金镂空枕头顶（gold pillow end）等被大英博物馆认为是此次展览的精华展品。

明朝从1368年一直延续到1644年，而此次展览选取西元1400﹣1450（永乐至正统年间）乃经过深思熟虑。并不光是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十年，还由于这五十年对明、清乃至当今中国文化都留下了具关键作用的要素。明成祖于一四二一年迁都北京，为以后的清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留下了定都北京的政治举措，因此可以说明成祖迁都为后来的历史格局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时期是以一场战争开始（靖难之役），又以一场战争结束（北征瓦剌，还有后来的土木堡之变），可说是一段充满创伤的历史；但同时它又孕育了非常辉煌的文明，内部有灿烂的艺术文化，外部也有郑和下西洋等开拓性的举动，航行远至非洲和中东，显示出盛世的开放和包容。当时中国向伊斯兰世界出口手绘装饰工艺纸，当地人蘸上金色的颜料抄写波斯文。当时全球各个地域之间已经充满意想不到的紧密联系——除了为人熟知的郑和被派遣出使而多次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外，1440年代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气温转冷，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整个北半球都发生大规模的农业歉收，引发经济危机。在这同时偏偏又发生政治动荡，英宗皇帝在土木堡被俘，帝国岌岌可危。所以，不论是帝国内部社会还是国际视野，这都是充满各种纷杂联系的时期──而这些纷杂的联系至今仍有影响力。

五十年来发生的事确是千头万绪。虽然永乐、郑和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15世纪的相关考古出土发现也丰富，该时代的物质文化却没有太多人研究，各方面的艺术成就都不如晚明般受人重视。

策展人表示希望参观者能够从展览看到像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堪比欧洲、人口8,500万的国家，在15世纪初虽只属于一个皇族的天下，但在皇室以外还有一系列地区藩王。他们形成一个宗室网路，而这段时期正是明代藩王文化和势力成熟之时。这种审视“复数的朝廷”之历史意义的努力，和过去对明代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见解相比，可说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趋势，有助重新评估明代中央集权的程度，并加强对京城和江南以外各地区的注意。为此柯律格201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藩屏》（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的新书。这本书研究明代藩王文物，和展览注重藩王文物的特点一脉相通。书名用了《诗经》里“大邦维屏，大宗维翰”的典故，英文书名把藩王翻译成 “kings” 而不是 “princes”，也是故意突出这些藩王的重要性，刺激人们重新认识明代政权的特质。

因此，这次展出的文物不只来自作为权力中枢皇宫内廷或文化荟萃的江南，也有许多从藩王墓葬出土的文物，尤其是和山东荒王、湖北梁庄王和四川蜀王三个藩王有关的物件。展览里的宗室世系图除了列出这五十年的四位君主，也注明了他们和这几位藩王的关系。尤其令人瞩目的是2001年出土的梁庄王墓中的金制物品，光彩夺目，和清丽的文人品味截然不同，却又表明宗室生活的华美精致。

近年另一重要的学术趋向是对明代军事传统的重新认识。展览吸收了学界的新观点，尤其是美国学者David M. Robinson的着述已经渐渐改变了学界对明代宫廷的认识。据其研究，明初君主受蒙古骑射文化影响甚深，往往主动宣扬自己狩猎的尚武形象，延续蒙古可汗的形象。永乐甚至曾五次御驾亲征蒙古。就这一点来说，一旦把明朝放到更广阔的欧亚视野来看，明代统治者其实跟蒙古统治者和近年“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研究者所认知的清代宫廷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同样需要建立一种军事形象。不管是明、清君主，所希望继承的都是世界性的帝国，视野当然不能只局限在汉族地区的文人精英文化。

明代统治者这种尚武的风气不只存在于1400-1450年这段时期，还被认为某程度上延续到晚明。明代军事史研究者石康（Kenneth M. Swope）甚至指出，连过去被普遍认为不理政事的万历皇帝，都其实致力保持明朝在东亚的军事力量，并主动吸收新的军事技术。这就已经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里对万历的描述不太一样。这些都可以说是史学界对有明一代文和武的相对重要性的一次重估。从靖难之变到土木堡之变，15世纪前半部分的明代社会根本离不开军事。

在历史学界近年颇流行的全球史新范式下，明朝被历史学家们放到世界范围中考察。学界过去认定欧洲经济的优势至少从1500年开始，但近十几年已经有看法批评这只是一种从欧洲角度出发的观点；如果从前全球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地位在1800年以前一直都主导世界。类似说法里影响较大的来自弗兰克（Andre G. Frank）的《白银资本》（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这次展览图录里关于明朝对外贸易一章由同样注意中国在世界史里的地位、《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划看十七世纪全球贸易》（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的作者朴正民（Timothy Brook）负责撰写，从全球贸易和交流的线索看明代的地位。

这次展览的一大特点是试图展现近代早期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在展览里，无论是刻着梵文的宫廷宝剑、蒙古风格的铁质头盔，还是在北京抄写的阿拉伯文《古兰经》、珍贵的唐卡，无不是明代多元文化的显示。至于帖木儿帝国描绘中国女子的划像、《瑞应麒麟图》所见榜葛剌（今孟加拉）向永乐进贡长颈鹿、外销瓷器和漆器等，更是形象地表现了中外交流的实况。展览里的一些文物既体现了明帝国的宫廷生活，也同时反映了中外交流状况。例如梁庄王陵墓中发现的一条金制腰带镶有红宝石、蓝宝石和翡翠，极尽精致。其中宝石应是从斯里兰卡等地进口，由明朝皇宫作坊嵌进金腰带里，然后由宣宗赐送梁庄王。

有趣的是，由于酷爱瓷器的西方对明代的认知经常离不开明青花，英国馆藏中国瓷器虽丰富，这次展出的青花瓷器却不是特别多，希望参观者对明朝会带来新的印象。另外，展览也重视揭示蒙古的影响力——他们撤回北漠以后，并非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而是仍然在影响明朝的统治方式和边陲。他们对明朝既形成一种军事上的威胁，过去蒙古统治所营造的权威却又为明代君主提供了某种政治资源。

从展览整体而言，展览的副标题把明代这时段描述成“改变中国的五十年”，虽然看似可以引起观众的好奇心，其实所谓“改变”的观念失于空泛，展览的实际内容也没有解释明朝的这五十年何以奠定了当今中国的面貌。我们往往太轻率地把某历史时期看作历史变革期，而且这样的说法背后也带着一种对当下的过度迷恋——明代文化之所以有趣，当然不只因为它对今天社会有重大影响，它本身就具备观看和研究的价值。据说采用这个题目并非策展者本身的意思，而是其他人员决定的，可能成为展览唯一不太能经受学术考验的一部分。

仔细观察这次展览，不难发现其布置和说明虽然都有历史学的根据，却因为希望展现15世纪中国的方方面面，反而导致主旨不太突出。有认为这展览的设计有点像教科书的编撰方式，企图全面地刻划明代历史，却没能突出任何一种清晰的观点。可惜的是，不熟悉中国历史的参观者除了得以一睹许多文物精品以外，似乎难以掌握所有这些对明代历史的新认识。所幸展览图录编写严谨，也时有新见。

此次展览的最后一部分不忘提醒参观者，我们看到的这些交流都是在哥伦布出生之前发生的。哥伦布心之向往而出海寻索的东方国度，或許就如同此次展览中所展現的“中国”那么缤纷、灿烂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