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泰来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是可谓争议小王子的英国作家D. H. 劳伦斯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因其中露骨的性描写与直接粗暴的诅咒与脏话，在一九二八年一经发表便引来争议，在各国都遭到禁令。最初是在意大利弗洛伦斯独立印刷，一九六零年才在英国发行。但出版商企鹅图书遭到新出台的猥亵法案的控告，是年11月才获得无罪判决。

 

尽管劳伦斯在世之时屡遭官司和封禁，此书日后却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小说以一座英国乡村庄园为坐标，讲述贵族青年克里夫查泰来爵士（Clifford Chatterly）在一战中负伤而瘫痪后，与新婚太太康斯坦斯（Constance）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以及康斯坦斯与园丁奥立佛·梅勒斯（Oliver Mellors）《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小说原作本身对维多利亚至乔治五世时期的男性气质有精确的捕捉。维多利亚时期伊始，社会结构开始改变，固有世袭贵族制度变得松散，城市新贵有晋升可能。绅士成为一种道德品质和社会规则，而不再是仅仅侷限于出身的头衔。

 

“在社会中的泛化使其标准更为可及：曾经在公共话语中不出现的有了明细的规则。譬如经典小说《简爱》中的男性角色──牧师、商人、医生、教师──都并非绅士阶层出身，但他们都以绅士为教养，也以此自居。到了乔治五世时期、也就是劳伦斯写作的时候，中产阶级更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绅士”也被赋予新的意涵：努力、上进、有社会和家庭责任感。这与绅士阶层本身的属性相悖论：传统贵族并不工作，甚至鄙视职业，认为那太中产阶级。如果大家看过《唐顿庄园》，可能还记得第一季中老夫人对身为律师的爵位继承人马修哥的质疑：

 

马修：“我平时会继续工作，周末来打理庄园。”

 

老夫人：“呃……周末是什么？”

 

剧集中也有多次提到“I hope it’s not too middle-class…”（希望我的做法没有太中产阶级），是马修向大小姐玛丽推荐管理庄园的新招时。马修作为唐顿的穷亲戚，已经脱离乡村贵族、而是伦敦新兴中产的一员（律师），因此在最初来到唐顿时常提出有悖传统习俗的观点。对唐顿的主人、传统士绅阶层而言，赋闲是美德，不能具有劳薪之味。但中产阶级改变士绅的定义时，也通过他们的勤劳努力改变了这一点。在《查》成书之时，阶层鸿沟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反思和挑战。

 

劳工阶层的生命力

 

更出现于十九世纪末期的工党也在二十年代初的大选中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并在一九二四年首次执政。因此贵族夫人康斯坦丝与附属庄园的劳工奥立佛（Oliver Mellors）之间的情感，也可看做是对社会变动的一种回应，既提醒人们既有阶层问题的禁忌，也对劳工阶层的生命力和能动性赋予想像。

 

劳伦斯本人便是劳工、中产阶层能动性的代表。他的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曾是教师，但后来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在工厂做工。劳伦斯天资聪颖，在学校时曾是首位郡议会奖学金（ County Council scholarship）的获得者。在农场打工时与农场少爷结下友情，得以进入他们的私人图书馆，大量阅读书籍，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基础。1908年，劳伦斯从诺丁汉大学毕业，获取教师资格，已经依靠自身努力和种种机缘跳出了的局限。相比同时代的英国作家，诸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伊夫林·沃等等，都出身上流社会，劳伦斯的经历也代表了英国教育和生产等社会机制的改变。因此可以看出，劳伦斯本人就经历了阶层流动的过程，既能通过机遇和努力改变背景，又对其中的不公正有切身体会。

 

在《唐顿庄园》中也提到工党的形成，但没有给予太多正面描写。相反，同样描写贵族及“楼下”家仆的英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 1970）中，则对兴起于二世世纪初期的工党和保守党中的左翼有了更立体的描绘。 尽管上流社会、包括他的儿子都认为秘书人等的社会出身及地位低下，该剧的主角贝爵士（Lord Bellamy）依然敬重女秘书的专业精神与品格，并告诫游手好闲、眼高手低的儿子：“你根本配不上她”。

 

瘫痪的精英：逐渐变迁的阶层

 

爵爷从战场回归庄园之后，似乎就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和生机（哪怕没有残废），所有生活都在庄园内。这种男性的内向性显得过时，因为外界的一切都在蓬勃发展。

   

这就是《查》的另一层社会语境：一战对英国精英阶层的摧毁。战争时贵族须最先投身，这也与中世纪制度中骑士必须效忠领主的传统一脉相承。一战的直接作战方法葬送了大批将士，其中有参战义务的贵族男丁的死亡率，几乎是其他士兵的两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自从血洗南北英格兰的玫瑰战争以来，贵族死亡数量最大的事件，也在民间被称为英国贵族的大屠杀。因此瘫痪和阳痿（一厥不振）的不只是那位年轻爵爷，还有一整个精英阶层。

 

战争凸显了英国男性贵族的传统责任，这在二〇一一年的英剧《楼上楼下》（1970 年代英剧的续拍）中也有提及：全副戎装的肯特公爵（ Blake Ritson 扮演）颤抖但坚决地说”我的兄长、英国国王决定加入战争……我们都对国家有义务，我的义务是为它而战”，而那已是二战。前几年大红的英国影片《国王的演讲》（King’s Speech 2010）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从小口吃的乔治六世在兄长退位后被迫担起重担，反复练习演讲，以在战时鼓舞士气，因自觉国家责任深重。但可惜的是二战之后这种责任感被消耗殆尽，今天的许多上流社会空余傲气和势力，而少了责任与天下。饱受病诟的布灵顿俱乐部（Burlington Club）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牛津大学精英俱乐部以奢华与排外著名，前任首相卡梅伦与现任外长约翰逊都曾是其中一员。舞台剧《喧嚣贵族》（Riot Club 2014）及同名电影写到该俱乐部成员如何花天酒地并肆意破坏小酒馆、侮辱伤害酒馆老板及侍应，且因为家庭地位及社会关系，无需承担责任。在英国电影院观看此片时，一半观众中途起立、退场，以示愤慨。

 

男性气质与克己复礼的情感

 

一九八一版的《查》中对克里夫的情感也有细腻的描绘。对情感的自我控制是维多利亚时代绅士的品格之一。流露情感被认为俗不可耐，“自然”──包括人类情感和慾望──都需加以节制和修正。有学者认为这与以达尔文为首的科学家有关：科学的发展让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众对自身与自然”同流合污”的地位感到不安。人之精贵高雅有礼有节，怎会是自然进程的一部份？丁尼生男爵（Alfred Tennyson）有诗道：

 

我们总希望有生之物

 

在死后生命也不止熄，

 

这莫非是来自我们心底——

 

灵魂中最像上帝之处?

 

上帝和自然是否有冲突?

 

因为自然给予的全是噩梦,

 

她似乎仅仅关心物种,形容的成语，

 

而对个体的生命爱不在乎

 

（悼念集之五）

 

因此，必须冶炼和昇华人性，以对抗自然之粗鄙。一九八一版的《查》剧中多次描绘克里夫留意到康斯坦丝的失落，但并未走近安慰，而是故作轻快和不经意的掩饰。

 

追寻抗拒既有秩序的生命之流与男性现代主义

 

自矜和克制依然是相对习惯，也使得英人常有情感疏离、无法接近的口碑——有时加上固执。而劳伦斯已经敏锐观察到不断逐渐消亡的生活方式和旧秩序。如同一九八一年《查》剧中的结局：查泰来爵士眼看爱人随人远去，悲愤却依然矜持高傲的收着下颌，只有在苍凉空旷的领土上回响沉默的心碎。

 

原载于《书城》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