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一瓢浅浅的豆浆，我在这头，江河在那头。乡愁是一截短短的油条，我在这头，岁月在那头。 ——吾友和谦，专攻近现代外交史的爱丁堡大学研究生  

（一）

许多身在异国他乡的朋友都有过相似的体会：怀念家乡食物。可能是秋风乍起，吹过记忆中的沁凉桂花香和肥美蟹黄；可能是英格兰盛夏骤热，遍寻咖啡店／茶室缺一杯冻奶茶；可能是病时渴望一碗熬了多时的清粥、半只咸蛋、爽脆酱瓜、一碟肉松；可能是深夜伏案时突然想来一碗酒酿圆子散蛋锦上添花；也可能是夜里刷牙的时候突然想吃粘了葱花白芝麻的白胖生煎和晶莹剔透的小笼包。有朋友在脸书（facebook）上感叹“半夜，没有热呼呼的宵夜摊子。没有阳春面,没有切肝琏，没有在面汤里载浮载沉的卤蛋和芽菜，没有炖着酸菜丝的猪血汤，没有卤肉饭，白菜卤，老豆腐和煎到半熟的荷包蛋。这一切的一切让我陷入了极深极深的沮丧”，短短几行换来数以百计的回应，海外学子那舌尖上的乡愁对可见一斑。

平心而论，我们在故乡时果真都热衷于当地食物？大部份年轻人其实都有咖啡瘾，不少人的早餐都离不开一杯热拿铁而非热豆浆，心情沮丧时的治愈品是一块浓浓的乾酪蛋糕而非一碗粥。而身在异乡，对某种饮食的习惯，通常会与出产食物的地方、在当地生活的轨迹、尤其是熟悉的安全感与亲友相伴的生活状态相联系。  

乡愁常常能够带给人们最温暖的拥抱与安慰。乡愁不单单是对一个地方的怀旧，真正萦绕心头的还是这个地方所承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异乡客而言，那些地方通常是成长和生活的所在，这也是所谓的舌尖上的乡愁。  

(二)

这样的乡愁是多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故乡家园，那些美味的发源地，乡愁之地缘性所属。对舌尖而言，某些特别的烹饪方式（譬如上海的浓油赤酱，岭南的豉油清蒸，巴蜀的麻辣香锅）都有特别意义，成为无法随身携带的温柔。家乡某些特别的小吃，譬如广州肠粉，陕西凉皮，四川抄手……更因为玲珑奇巧而成为地方特色的代表。  

不同的地方性带来食物的丰富和多样，不同地方食物在哪怕细节上的不同（红烧肉就有种烹调方式，有的地方必定要加桂皮，酱油是先加还是后加，炒不炒糖色，加鸡蛋还是百叶结⋯⋯）都成为该地区表明与众不同的标记。也正是这些记忆里亲切而熟悉的细节给了这些舌尖上的乡愁特别的地缘性，一些地方意识。  

但对故乡文化的欣赏怀念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别他地区文化的否定或排斥。地方意识也不同于地方主义。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域之不同中国的地域性问题并不少见，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文化地区，以及人口密度高且结构多元的大城市则更为显着。地方性的本土价值观本身并没有问题，认识本土文化是认识自己、与其他地区对话的关键。需要警惕的是对地域性差异的一味强调，如此造成的盲目排斥和冲突，助长地域性问题。诚如香港作家梁文道所言，本土不一定是坏事，但当本土意识发展成本土主义——任何东西都要本地优先，甚至（发展成）一种政治主张——那才是危险的。  

舌尖上的乡愁的第二个层面是家国。地域性差异再大，放至身在异国，亦归于除去故土与千里之外的亲人带来的安慰和怀念，个体更在陌生环境成为他者，需要一个文化身份和国别以区别自己已经被区别。地方性的食物被放大和普遍化，食物和烹饪方式也成了国族的文化记号。譬如说起中国，英国人会习惯性的联想到中餐外卖和stir fry（热炒），说起印度则会想到被誉为“英国国菜”的chicken masala（咖喱鸡）。相应的，英国对美食的不重视也成为国人笑谈，网上有知名段子说要是拍“舌尖上的英国”，就只有一集：土豆，全剧终。许多人反对这样的符号化标签，但乡愁之下，也有人说吃不惯干巴巴的三明治而总结“胃最爱国”；因此讽刺的是，乡愁和饮食上的习惯虽然私人化，但若将个人经验归结于一种文化特殊性，就在很大程度来自于意识形态所建立的“想象的共同体”。  

这是由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80年代提出的概念。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播》（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中，安德森认为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都无法透彻的解释民族主义；对他而言，民族国家是政治的产物，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本着作在中国也被奉作经典，因为它也缘由于一个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国际事件：1978—1979年间发生在中南半岛的武装冲突。苏联和越南本来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国家之间会发生相残的事件。安德森认为，东南亚作为一个正式的地缘政治概念，其历史比他的年龄还短。那些国家虽被长期殖民，但距离宗主国十分遥远，在安德森的研究中，它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受到美国的密谋干预，又被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军事独裁、种族争斗等多种思潮和运动一次次侵袭、撕裂。＊他乐于强调民族主义合理的一面，对民族主义和母语所引发的正面感情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书中写道：“所有这些情感依附的对象都是‘想象的’……在这个方面，祖国之爱和永远带有温柔的想象成分的其他情感并无不同。”  然而，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虽有对东南亚现代国家的考察，但其论述依然基于欧洲社会的发展模式。

欧洲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出现相对较晚，而中国自古有之。秦汉已有大一统的规定，尤其书面文字的同化在社会精英层面减少了文化差异性，而增进对文化／民族身份的认同。顾炎武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也就是说，亡国于亡天下有所区别。君主的姓氏变化、年号变化，称之为“亡国”；而仁义道德被完全放弃、以至于率领了野兽来吃人、人吃人的情景将出现，称之为“亡天下”。魏晋时期清谈风气为什么就是“亡天下”？因为那就是孟子所说的杨朱、墨子的言论，将导致天下的人“无父无君”（不孝顺父亲不忠于君主），而成为禽兽。所以说知道了保天下，才知道保国。保国的，只要朝廷的君主和大臣、“肉食者”来参与就行。保天下的话，就是卑贱如匹夫平民都应该负起责任来。由是，在儒家语境中普通个体都不仅应认同，更有责任建构这一“想象的共同体”。  

如历史学者彭忆济所指出的，清朝在民族改采较为平等的结盟、合作模式，与其他边疆民族建立关系，实行相对平等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设法保留本民族文化，对被统治的多数民族采取怀柔姿态，并进一步消解汉人知识分子反抗异文化统治的能量，使统治民族与各被统治民族，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面前取得了相对平等的地位。清朝后期国际与国内局势的变化导致清朝统治者的“内夷”与“外夷”概念进一步分化，汉人知识分子在面对汉人民变与国家外患时，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应，逐步地接受了雍正皇帝所阐述的民族观。＊  19世纪末期以来，革命派民族主义者与维新派的两种对立的民族观各自形成的脉络是：双方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及近代西方民族理论中，各取所需，分别形成具排他性的“汉民族主义”与具包容性的“中华民族主义”，而后者又成为当代国家意识的基础。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2014第二季在配乐、镜头剪辑上更追求视觉大片的效果，许多人甚至认为太过。此系列之成功，可归功于自上而下的（国家电视台）对某种特定文化身份的强调，以及对认同这种文化身份的重申和认同。  中国以美食天下，而《舌尖上的中国》则将地方美食与文化意识相结合，刻意营造一份乡土的的文化乡愁，唤起大家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认同。木心说得好，吃的生意，向来可以高逾三倍利，算得上中华三百六十行内的一项国粹生财之道。在央视推出《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就更是自上而下传扬了国粹，也自下而上的掀起了对国家意识的认同，尤其对海外华人而言，它成为一个寄托共同乡愁的符号。  

（三）

强调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乡愁需要距离感，身在异国他乡尤其容易造成思乡情绪。对想象的共同体家国源远流长的国人而言，更容易在千里之外体会这种对“想象的共同体”之想象的凝聚力。

 究竟什么是乡愁？《全唐诗》中共有20多处使用“乡愁”一词，白居易有“诗思闲仍在，乡愁醉暂无”；岑参有“客泪题书落，乡愁对酒宽”，可见“乡愁”在中文里早已是固定词汇，也为现代翻译西文对应用语带来便利。乡愁在英文中是“nostalgia”，其希腊文词根由nostos和algia组成，nostos意为“回家”，algia意为“痛苦”，因此表达一种渴望回家而不得的苦恼。今天英文中的nostalgia一词是在17世纪时由瑞士医生Johannes Hofer将这两个希腊词结合而来，作为对一种病理的指代。法语maladie，德语Heimweh，英语homesickness，都可指代这种情绪，但人们依然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来命名这种特殊的情绪。一直到现代，经历了去病理化的过程才有今天英语词汇中的乡愁一词。  

乡愁之苦几多？ 2010年，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看到新加坡民乐团的演出，主题是diaspora（流亡／散居），让观众都不住落泪 。四幕背景投影人像，使音乐更具叙事性和感染力；四位主要叙述者好似凭空穿行，也表述了回忆被架空和曲解的意思。越南战争幸存者回到胡志明市疯狂搜购旧相片，“人们以为当年的越南只有死亡，但是我们真实的生活过。寻回我家族的影像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我想保存所有可能的记忆。”他说， “I spend my life time going back home”——言下之意，虽归家心切，却回不去，因而痛苦。文化身份是否需要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祖国，也是长期受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熏陶的海外华人所面对的问题。多重文化政治身份并非奇事，但若政权强调同质且延续的整体性身份，将历史、文化与党国政治混合作为国人身份定义，易产生想象的乡愁和脱离的挣扎。  

（四）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问题成为一个难题：一种以普遍化为根本目标的全球化运动如何面对并解决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地域差异性矛盾？全球化进程导致生活标准化，文化的个性日益被消弭。而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企图重新憧憬在文化上多元且个性化的生活。乡愁在这个意义下，可谓人们对现代全球化生活的一种反抗。现代人类是否可能且用何种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更进一步说，全球化的寻求是否必须以克服这种文化的多元差异作为其前提和代价？阿伯丁大学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不用说在不同的“世界”之间，就是在被人们通常以为最具“文化同质性的”欧洲共同体内部，关于文化的概念也是各具其独特性的。不过，他依然乐观地持守着一种全球化的价值立场。其理据是，通过他谓之的“普遍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向推动，某种全球化的认知理念和文化价值理念将是可以特殊化的，他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之相对应，只要各民族或本土群体放弃某种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开放地融入全球化进程，或者不再固执于对某种过度的族群性和地方知识权利的吁求，其特殊的或地域性的文化认同同样可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普遍性意义。＊因此乡愁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也可谓是个人对全球化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舌尖上的乡愁——对某种食物的乡土情结和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强调，不再是主流官方话语对国族身份的再造，而是个人对时代和环境所做出的积极的回应。  

在英国思念家乡美味的好友说得不错，“食物的品质定义了一个人的生命，将以什么样的素材继续运转下去，这是车马衣裘所不具备的亲密和个人性”。但舌尖上的体会所包涵的对生命价值的追寻，是否需要归根于乡愁？游学英国，最令我怀念的，并不是我的家乡菜系本帮菜——在上海时其实很少吃浓油赤酱的菜肴；也不是小笼、蛋饼或生煎等小吃——因为也很少有机会特意吃点心；但可能是母亲在家人劳累时煲的一锅汤。自苏格兰南迁英格兰之后，也怀念生活多年的城市爱丁堡所特有的店家The Chocolate Tree的应季蛋糕和冰激凌、英式素菜馆Henderson’s那琳琅满目的色拉柜（秘制豆腐、乾酪南瓜、糖醋绿豆）、越南小馆的牛肉粉，苏格兰西海岸晶莹剔透的龙虾肉、鲜甜的牡蛎和粉嫩的扇贝。所有自然而然的、用心烹调的、美味的食物都让我难忘，它们也是我不断迁徙和认识世界的印证。  

（五）

关于食物带来的乡愁，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有经典的论述：“母亲着人拿来一块点心，是那种又矮又胖名叫‘小玛德莱娜’的点心，看来象是用扇贝壳那样的点心模子做的……带着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腭……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也许，这感觉并非来自外界，它本来就是我自己……探索吗？又不仅仅是探索：还得创造。这颗心灵面临着某些还不存在的东西，只有它才能使这些东西成为现实，并把它们引进光明中来。”一块小小的玛德琳蛋糕不仅密蕴普鲁斯特对光阴与人事的追忆，亦为他扣启心灵之光。但如果普鲁斯特是在银器清击茶碟时聆听过往岁月的回音，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则是在回忆中找到建立未来的逻辑和愿景：“而就像不可使接种的疫苗主宰健康的身体一样，这思念的情感也不应该主宰我的精神。我努力节制这种情感，在不可追回的社会发展必然进程中，而不是在个人的偶然经历中审视昔日的时光”。在《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中，过去为他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未来种种可能性的窗户。  

舌尖之上，乡愁之外，可见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再造，地域性文化的差异及其个人意义，现代社会对文明的反思，寻找文化身份的寄托，及个人生命蜕变的轨迹。寻迹舌尖上的乡愁，可以发现人与时间（包括宏观的历史及微观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地理（乡土、城市、家国）的关系如何生成，亦能管窥人如何对此进行反思和超越的文化脉络。  

 ＊「纸牌屋」云也退采访安德森：

＊彭忆济：「大義覺迷」到「五族共和」：——近代中國民族思想的形成與演變：

＊万俊人：可见压缩或开放：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读《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本文曾刊于《书城》2014年11月号，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