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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的倒下与重建—前东德成人仪式的意义

 

2014年11月9日,柏林。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柏林市政府放飞了8000只白色气球灯,用灯光重建当年的围墙。所有的白色气球被镶在3.6米高的柱子上——与当年柏林墙的高度一样——并且排列延展出15公里。而气球飞上天空的瞬间又再现当年东德民众冲破围墙,奋不顾身的冲向自由世界的时刻。 根据BBC报导,数以万计的民众参加了纪念活动。「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挡自由。」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柏林墙的倒下告诉了全世界,梦想是有可能成真的。

 
(一)
二战后美苏对峙,造成二十多年的冷战局面。而东柏林被苏维埃佔领,成为世界苏维埃政权的一部份。实行民主制度的西柏林则成为一个通往自由世界的视窗,有几千人陆续偷偷入境。于是东德政府建造于1961年建造了柏林墙,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如果说柏林墙是一个显在的、物化的纪念,那么成人仪式(Jugendfeier或Jugendweihe)则是不断被再诠释、解构和重建的动态生成。成人仪式可以被看做是近150年德国历史的缩影。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它与德国社会运动和改革相辅相成,不断的被适应着、也触发着政治文化的改变,是社会主义东德的另一个文化印记和表现。
 
尽管成人仪式通常与世俗化及东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德国统一社会党 [SED]和东德人道主义协会 [German Humanist Association]),它的根基其实在基督教,包括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和新教路德宗。1273年的里昂会议(The Synod of Lyon)以及1493年的弗洛伦斯大公会议(Florentine Council) 确认了坚振礼为天主教七大圣事之一,是一种个人领受圣灵的仪式。教宗保禄六世在《宗座论坚振圣事宪令》(Divinæ consortium naturæ) 中如此解释坚振的意义:「信友借着洗礼再生,借着坚振而成长、坚强,最后又借着圣体圣事中之永生之粮而获得滋养。」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拒绝了天主教会的坚振圣事,认为该仪式只不过是人类的发明。但他并没有完全消解这个仪式本身:他对教会进行了教学改革,使得教会的教导成为信仰的先决条件,并在儿童第一次领圣餐前进行教义问答。中世纪与宗教改革史学者Susan Karant-Nunn认为,宗教改革后的德国新教将仪式的关系从「圣-俗」转换到了「权力-个人」。讽刺的是,否定天主教圣礼意义的改革家在坚振圣事上的不断讨论,反而凸显了这一圣事在教会的重要位置。
 
18世纪晚期,为了巩固世俗权力,新教教会内部也开始寻求民事形式的坚振礼 。神学家利希滕伯格(Georg Christoph Gieseler)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议建立一种以青少年向国王宣誓为主要架构的成人仪式。这件事在现代德国成人仪式的意义重大,瑞典学者Bo Hallberg甚至认为这个民事坚振的提出意味着德国地区第一个由教会之外的权威机构发起的成人仪式。
 
有关现代德国的成人仪式的最早记载的在1852年5月20日的北图林根自由邦(North-Thuringia)自由宗教运动 (Freireligiöse Bewegung, the Free Religious Movement)。这是一个由对既有宗教机构感到不满的基督徒和社会改革家发起的运动,旨在寻求新的群体和新的仪式。
 
1950年代,东德宣布重新引入成人仪式,将它设立为一种官方仪式,参加仪式的青少年需要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社会主义德国统一社会党宣誓效忠。奉行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东德用这个仪式成功的替代了基督教,当时每年有90%的青少年参加成人仪式。
 
在两德合并后这一仪式依然举行,也同时被赋予新的意义:它是参加者和他们家庭的一个身份标记。这种世俗的仪式作为一个国家发起的「社会主义性格」的塑造者,在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当代德国无所适从,它的意义从官方转向了家庭和个人。柏林墙倒下之后,成人仪式逐渐向美国高中舞会发展。孩子们定制高级礼服,父母也兴奋积极的投入准备,将它打造成盛大的典礼。每年5月柏林大约会举办十场这样的成人仪式,每年总共有两千多名青少年参加。
 
(二)
2008至2010年间,笔者的一位徳裔好友在德国柏林进行了三年的田野调查,专访那些从东德移民到西德首都的家庭,和他们依然在参与成人仪式的青少年下一代。有趣的是,她不止发现曾经在社会主义东德的家庭让他们在现今柏林长大的孩子继续参与成人仪式,这个有社会主义根基的仪式;许多非东德移民也希望让他们的孩子参加。一位父亲说:「我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受尽苦难……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有选择的自由,这包括认识她家族的历史,他们未必全部认同、但真实经历过的历史」。也有西德父母鼓励孩子参加成人仪式,认为「我们对历史应该有更全面的认知。东德从来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是同情者」。现代德国也接纳了世界各地的移民,许多移民家庭也会让他们的孩子参加成人仪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德国特有的仪式,能帮助他们更快的融入德国社会。成人仪式成为一个身份转化的方式,让他们的孩子拥有与当地人同样的经历和印记。 
 
访谈也发现,许多当年在东德参加成人仪式的人未必都通过仪式全然认同或反对国家意识形态。有一位被访者谈到:「现在说起来可能不好意思,但我当年曾经非常虔诚的相信东德政府,在成人仪式中也感受到感动和光荣。这些感受,我并不想否定。」个体和国家意志之间并没有简单的互为、抗争或依附关系,几乎所有的公众领域都会有个人痕迹,也几乎所有的个人记忆都离不开公众维度。
 
有趣的是,这是关于坚振圣事的神学讨论中也经常出现的悖论:作为一个关注青少年个人成长和灵性感受的仪式,它难免消减了仪式的集体性:它原初的意义在于一个教会作为集体欢迎青少年成为群体一员的仪式。德国人道主义协会通过成人仪式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前东德人走到一起,庆祝他们孩子的未来和他们自己的过去。通过社会规范化,仪式提供了身份的象征和逆转,提高了自我认识,也提供了个人和群体关系的可能性。公共性,象征性的标志在个人经验中得到重建。 
 
(三)
1989年对世界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年。东欧社会主义政权陆续崩塌离析,1989年6月波澜的首位非共产党总理经选举产生;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放弃执政位置,开始多党统治,并在国会通过宪法修正草案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正式取消集体国家元首主席团,确立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体制。非洲的衣索比亚和亚洲的柬埔寨等等国家也先后加入改革浪潮,终结社会主义专政。1991年苏联解体,紧接着十五个国家宣告独立。东欧乃至世界格局剧变也影响了中国,这一重要的亚洲社会主义大国。
 
作为生于80年代、成长在90年代的人,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印记并不明显。但这只是记忆的筛选罢了。我也和小伙伴一起加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而且以集体的形式庆祝成人仪式。在1996年发布的 「共青团中央关于规范十八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的暂行意见」中规定,十八岁成人仪式的教育活动是共青团组织根据党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项青年思想道德文化教育活动。 16~18岁处在成人预备期内的青年,重点是普通中学、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各类职业学校的适龄学生都必须参加。查阅这些文件时才想起,自己当时也喊出的誓言: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十八岁成年之际,面对国旗、庄严宣誓:我立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行使公民权利,积极履行公民义务,自觉遵守社会公德。服务他人,奉献社会;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完善人格,强健体魄,为中华民族的富强、民主和文明,艰苦创业,奋斗终生!」
 
和大部份同龄人一样,我们迅速的遗忘了这些形式主义的教育。我们这代人相比父母辈有更多自我意识,也有更多的选择,或者沉默的经营着小家庭的幸福与安定。
 
(四)
但意识形态仪式究竟对公民意味着什么?尤其是成人仪式,究竟对塑造年轻人的心智、人格和心态有何种影响?是否有万衷一是的逻辑可循,或好比吾友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同一个仪式对不同个体、不同群体的意义大不相同?
 
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德国的成人仪式在思想上不断的反语境化、又重建语境,高度透析着宗教、社会和政治运动。人们常常认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德政权连同它的文化,政治,经济,礼仪和生活日常方式也将逐渐消失。但从它的基督教起源,它在东德的国家仪式,以及统一德国的柏林作为人道主义协会的适应,我们看到成人仪式的生命力和不断重生的意义。中国从80年代重新塑造爱国主义话语开始,以及90年代渗透至各所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至今,集体主义的官方建构也一代更有自主权和自由度的公民。德国的成人仪式代表着系列矛盾的概念:自由和压迫,阻碍和冲破……它正在重建为后人重建历史,象征着文化的流动性和能动性。中国那不可纪念的1989与正在不断被成人仪式制造的新一代年轻人,又如何重新绘制着属于自己的身份?
 
曾发表于“独立评论”@《天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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